中国经济:刺激还是改革?
投资依赖症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,用制度经济学上的术语来说,就是一种路径依赖的陷阱。只有内生动力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,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,中国市场将取代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。
近日,一张官员亲吻批文的照片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评论。5月27日,湛江市市长王中丙走出发改委大门,因近700亿元的钢铁基地项目得以通过,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而亲吻了刚刚批复下来的文件。湛江市的项目只是冰山一角,今年前四个月,发改委批复的项目是去年的2倍,经济增长疲软之际,注入适当流动性是必要的,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调整。
最近一段时间,发改委批复项目的速度明显加快,一些基建项目开始上马。人们怀疑大项目能否带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,是否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。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,开启的4万亿刺激计划,虽然实现了保八的目标,但负面影响也逐渐显露出来,比如一些低水平项目的重复上马、地方政府债务飙升、通胀压力上行等。
与发改委批复项目同时进行的是,铁道部、银监会、证监会等部委向民间资本开放,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、铁路、电信等垄断行业领域。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命题在于,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定一条界线,实现民资与国资的平权。
刺激,还是改革?的确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抉择。经济刺激计划,看上去很美,但对于市场秩序的自发生成未必是好事。大项目拉动能够为经济注入强心针,高楼大厦、桥梁隧道都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成就,能够吸引大量低端劳动力就业。在消费不振、出口受阻的情况下,投资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。而世界银行的测算表明,过去三十多年中,中国经济增长中有6到8个百分点源于投资,换言之,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三分之二。
投资依赖症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,一直以来未能破解,用制度经济学上的术语来说,就是一种路径依赖的陷阱。表面上看,投资旺盛、消费羸弱,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制度安排。由于投资渠道有限,社会保障不足,居民只能将钱存入银行,而银行赚取息差的同时,也愿意向地方政府和国企放贷。投资依赖的背后是对中国居民财富的一种变相分配,如果货币市场更加市场化,金融抑制得以解除,投资的冲动自然会受到遏制。
有经济学家认为,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开始了,此轮刺激计划虽不会达到2009年的规模,但根据目前审批的项目来看,大约有1-2万亿的额度。每个大项目的背后都是巨额资本的投入、地方GDP的快速增长、官员政绩的飘红,因此,地方政府都有难以遏止的投资冲动。市场经济,是一只无形的手,而大项目则是政府的有形之手伸入了市场体内,虽然能够引起短期的兴奋,但对于市场自身的发育,助益有限。
财政刺激,本身是政府通过税收的形式形成财政收入,然后重新分配资金,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众多问题。首先是税收的限度问题,征多少税才算合理,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过重,经营困难;其次是预算软约束的问题,由于没有明确的收益指标限制,投资效率低下,重复建设屡见不鲜,从而造成一些没有回报的债务。
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,今年1-4月份,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,私营企业表现较好,实现利润4257亿元,同比增长20.9%,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4578亿元,同比下降9.9%。民企是中国经济创新的中心,但是其经营环境、融资条件要远逊于国企或央企。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追赶之后,需要进入一个自主创新的时期,仅仅依靠大项目投资难以实现技术的创新与超越。而创新,则需要给予民间资本更多的空间与自由。
虽然国家部委联合向民间资本招手,但是投资者反应冷淡。铁道部负债累累,允许民间资本进入,被人怀疑是为铁道部的巨额债务买单;放松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的限制,但是主要集中于村镇银行,而村镇银行的资产不足1500亿,相比于中国超过100万亿的银行资产而言,这不过是“茶壶里的风暴”而已。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,需要对民间资本、私营企业以平等的眼光看待,提供一个规范的平台,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是中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,没有长子、次子甚至私生子之分,都应该理直气壮地为中国经济创新贡献力量。
只有内生动力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,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,中国市场将取代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。仅仅依靠汽车、家电下乡或者以旧换新这样的短期刺激政策将财富存量转化为GDP,不是长久之计。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,除了救市以外,还有大规模的减税行动,以减税来激发市场的活力,双管齐下才有助于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潭。而欧元区危机的教训则是,仅仅依靠紧缩来调整经济结构,可能会将希腊等“欧猪国家”的经济逼进死角。
当下中国经济需要适度的财政投入与市场培育相结合,摒除“刺激经济”的观念,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和免疫能力,“刺激”本身就是对市场的不信任,有违建设市场经济的目标。中国经济的深层次改革应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