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经济：刺激还是改革？

投资依赖症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，用制度经济学上的术语来说，就是一种路径依赖的陷阱。只有内生动力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，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，中国市场将取代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。 

近日，一张官员亲吻批文的照片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评论。5月27日，湛江市市长王中丙走出发改委大门，因近700亿元的钢铁基地项目得以通过，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而亲吻了刚刚批复下来的文件。湛江市的项目只是冰山一角，今年前四个月，发改委批复的项目是去年的2倍，经济增长疲软之际，注入适当流动性是必要的，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调整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发改委批复项目的速度明显加快，一些基建项目开始上马。人们怀疑大项目能否带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，是否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。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，开启的4万亿刺激计划，虽然实现了保八的目标，但负面影响也逐渐显露出来，比如一些低水平项目的重复上马、地方政府债务飙升、通胀压力上行等。

与发改委批复项目同时进行的是，铁道部、银监会、证监会等部委向民间资本开放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、铁路、电信等垄断行业领域。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命题在于，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定一条界线，实现民资与国资的平权。

刺激，还是改革？的确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抉择。经济刺激计划，看上去很美，但对于市场秩序的自发生成未必是好事。大项目拉动能够为经济注入强心针，高楼大厦、桥梁隧道都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成就，能够吸引大量低端劳动力就业。在消费不振、出口受阻的情况下，投资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。而世界银行的测算表明，过去三十多年中，中国经济增长中有6到8个百分点源于投资，换言之，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三分之二。

投资依赖症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，一直以来未能破解，用制度经济学上的术语来说，就是一种路径依赖的陷阱。表面上看，投资旺盛、消费羸弱，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制度安排。由于投资渠道有限，社会保障不足，居民只能将钱存入银行，而银行赚取息差的同时，也愿意向地方政府和国企放贷。投资依赖的背后是对中国居民财富的一种变相分配，如果货币市场更加市场化，金融抑制得以解除，投资的冲动自然会受到遏制。

有经济学家认为，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开始了，此轮刺激计划虽不会达到2009年的规模，但根据目前审批的项目来看，大约有1-2万亿的额度。每个大项目的背后都是巨额资本的投入、地方GDP的快速增长、官员政绩的飘红，因此，地方政府都有难以遏止的投资冲动。市场经济，是一只无形的手，而大项目则是政府的有形之手伸入了市场体内，虽然能够引起短期的兴奋，但对于市场自身的发育，助益有限。

财政刺激，本身是政府通过税收的形式形成财政收入，然后重新分配资金，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众多问题。首先是税收的限度问题，征多少税才算合理，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过重，经营困难；其次是预算软约束的问题，由于没有明确的收益指标限制，投资效率低下，重复建设屡见不鲜，从而造成一些没有回报的债务。

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，今年1-4月份，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，私营企业表现较好，实现利润4257亿元，同比增长20.9%，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4578亿元，同比下降9.9%。民企是中国经济创新的中心，但是其经营环境、融资条件要远逊于国企或央企。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追赶之后，需要进入一个自主创新的时期，仅仅依靠大项目投资难以实现技术的创新与超越。而创新，则需要给予民间资本更多的空间与自由。

虽然国家部委联合向民间资本招手，但是投资者反应冷淡。铁道部负债累累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，被人怀疑是为铁道部的巨额债务买单；放松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的限制，但是主要集中于村镇银行，而村镇银行的资产不足1500亿，相比于中国超过100万亿的银行资产而言，这不过是“茶壶里的风暴”而已。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，需要对民间资本、私营企业以平等的眼光看待，提供一个规范的平台，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是中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，没有长子、次子甚至私生子之分，都应该理直气壮地为中国经济创新贡献力量。

只有内生动力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，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，中国市场将取代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。仅仅依靠汽车、家电下乡或者以旧换新这样的短期刺激政策将财富存量转化为GDP，不是长久之计。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，除了救市以外，还有大规模的减税行动，以减税来激发市场的活力，双管齐下才有助于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潭。而欧元区危机的教训则是，仅仅依靠紧缩来调整经济结构，可能会将希腊等“欧猪国家”的经济逼进死角。

当下中国经济需要适度的财政投入与市场培育相结合，摒除“刺激经济”的观念，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和免疫能力，“刺激”本身就是对市场的不信任，有违建设市场经济的目标。中国经济的深层次改革应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上。